邓小平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政法学院社科支部   刘  琦

    邓小平在分析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主观原因时指出，他“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 邓小平在分析我党犯错误的原因时进一步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邓小平从深刻总结我党犯“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全局性错误的教训中认识到，“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第一次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他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邓小平不仅指出了存在的弊端，而且对其弊端进行了剖析。他指出，官僚主义的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权力过分集中，还会导致家长制作风、以党代政等现象。其要害在于严重脱离群众，败坏党和群众的关系。邓小平在剖析弊端的表现和危害时，还进一步揭露了这些弊端产生的现实根源和思想根源。他指出“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也就是说，这些弊端产生的现实根源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思想根源则是与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有关。要革除这些弊端，就必须改革政治体制，肃清封建主义的残余，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并健全有效的监督机制。

邓小平指出，“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因而，“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 这段话明确地总结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一条沉痛的教训。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的政治原则，集体领导是民主集中制在党的领导工作中的一种体现，而个人崇拜正是集体领导的腐蚀剂，是党在“文化大革命”中屡次做出错误决定，使“文化大革命”持续十年之久的重要原因之一。鉴于此，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重申，“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一定要树立党必须由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德才兼备的领袖们实行集中领导的马克思主义观念，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一定要维护党的领袖人物的威信，同时保证他们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1980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不仅如此，邓小平还科学地论证了民主和法制的辨证关系。他指出，“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象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 邓小平在提出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同时，还提出要加强监督，防止权力滥用。他在1980年8月1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要“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所以，“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最近，中共中央制定并发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这是把邓小平的监督理论运用于党内，这对发展党内监督，发展党内民主，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坚持党的先进性，始终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将起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