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儒家伦理

      ——读戢斗勇《儒家全球伦理》

宁新昌

  全球化首先是经济意义说的。它发轫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当今已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当一个人在美国超市上购物时，他买的家电可能是日本制造的，买的小商品可能是中国制造的。一个人去欧洲出差坐上飞机也不过就是几个小时！再也不像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坐船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这是全球化带来的结果。事实上，我们已经置身于全球化的环境之中。如我们坐的飞机是美国制造的，但机尾可能是中国造的，机翼可能是其它国家造的。我们穿的西服原料可能是澳大利亚的，所用的布料可能是印度的，衣服的扣子可能是俄罗斯的，衣服上的垫肩可能是中国的，做工可能是法国的。可见全球化已经是和我们息息相关。

但是，如果说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的话，那么与之相应的就有政治、伦理、宗教等上层建筑，而这些皆属于广义上的文化。针对经济全球化和强势文化咄咄逼人的态势，另外一种较为普遍的要求则是国际政治的民主化，发展模式的多样化和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客观说来，这不仅是一种愿望，也是一种趋势。而它的所指则是国际社会上的霸权主义。国际上的确存有霸权主义，就伊拉克战争而言，美国及其盟国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实在是师出无名，至今仍然找不到充分的证据。

这里其实关涉到这样一个问题：在我们这个“地球村”里需要不需要用一些最基本的原则规范去调节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关系？如果说在国际上人们还可以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去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但是没有道德的认知，缺乏道德的良知，这些外在法则将会是形同虚设，毫无意义。所以，除了这些外在法则之外，还应有道德上的内在法则。而这就是全球伦理所要解决的问题。

依据笔者的看法，建立全球伦理不仅必要，也有可能。因为生活在地球村里的人毕竟有共同的利益。为了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确需要有一些最基本的规定和原则，更需要大家去认识和持守。

所以，全球伦理问题的提出并不是出于哲学家的突发奇想，实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德国哲学家孔汉思是提出这一问题的典型代表。多年以来他一直努力在各种文化中寻找着共同和共通的东西，以便为普世伦理的建立找到最基本的原则规范。

与孔汉思不同，亨廷顿也许是由于学术出身不同，他的《文明的冲突》更关心的是国家的利益。比起孔汉思来，亨廷顿的主张似更为实际些，而孔汉思则不乏有德国学究们的陈习，偏偏要在思辨的王国中追求理想。`

9·11事件发生以后，客观的史实似乎在印证着亨氏主张的正确，文明不仅出现了冲突，而且发生了对抗。但笔者不完全同意这种看法，因为仅仅看到这一点是不够的。在此笔者想用恩格斯的观点的来表明自己的看法，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批评以往的历史观只是考察了人们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察动机背后的动因。如果在此以文明（其中的思想观念）去诠释思想动机的话，那么就可以看出亨氏思想的局限，即他没有看出文明冲突背后的物质原因，也就是利益冲突的存在。文明的冲突归根到底还是利益的冲突。9·11之后，布什在讨伐塔里班之前，去了纽约的清真寺，乃是为了安抚穆斯林，以表明他是反恐，而不是反穆斯林。而当布什打完塔里班之后，又去打伊拉克时，名义上仍然是反恐，但在许多人眼里却是为了石油，为了美国自身的利益。而且这种强权式的反恐，已经带来了很严重的后遗症。

由此可见，亨氏理论的不切实际，相反孔汉思的主张的意义却显示出来。即在我们的“地球村”里，国家与国家之间，乃至民族与民族之间仍然需要用一些最基本的道德原则约束和调节它们的关系。记得曾在一本书中看到费孝通先生在作了一场和“和而不同”的思想有关的学术报告以后，美国哲学家安乐哲就站起来鼓掌，并称赞“和而不同”是中国人的智慧。

简单地说，和就是彼此的和谐，同则是彼此无差别的同一。在儒家看来，处理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应该遵守“和而不同”的原则，即“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是和谐、和睦、和平的意思，同则有同流合污之嫌。这一传统在中国现代外交思想中得到很好地体现，周恩来等所创立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和”的理念的最充分的表达。钱其琛在最近的北京论坛会上说：“在今天相互依存而有多元多样化的世界上，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最有生命力的仍然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北京论坛（2004）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这一点也不错。它虽然不是国际法，但却包含有深刻的全球伦理义蕴。对于“和而不同”，戢斗勇先生在他的《儒家全球伦理》中作了认真地研究，他不仅研究了它的历史，揭示了它的内涵，而且分析了它的现实意义。

在读戢先生大作的过程中，我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是谁在去建立全球伦理，也就是说，谁是全球伦理建设的主体？或者换句话说，到底是谁在承担着建设全球伦理的使命？这就不由得使人想起了一本书的书名《论学者的使命》。书是德国的哲学家费希特写的，书中有这样的话：“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德] 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 人的使命》商务印书馆 1997年 第42页）所以，全球伦理的建设绝对不是政治家的事，因为他不可能去做这样的事。这样一来构建全球伦理的使命只能是落在学者的肩上。戢先生作为一个学者，就他个人而言，除了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外，其中还有社会的责任感和历史的使命感。故尔他在认真研究全球伦理问题的基础上，积极思考探讨着儒家思想和全球伦理的关系。作为孔子文化大学深见东州儒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他按时并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他把儒家全球伦理思想初步归纳为“天下归仁、世界大同、义利统一、待人如己、执两用中、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以直抱怨、诚实守信、扶贫济弱”十大金律。并认为儒家全球伦理的本质是“人道主义、合理主义和和平主义”。笔者认为戢先生的学问是严谨的，其研究结果也是令人信服的，尽管还有需要完善的地方，因为这毕竟是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开始，而不是问题的终结。但是有理由相信他会在儒学及其儒家伦理的研究方面有更多、更深刻的建树。（戢斗勇《儒家全球伦理》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4年6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