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被誉为中国产权改革“旗帜”和私营企业控股国有企业“典范”的科龙集团（详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赴科龙调研组专题报告：从科龙20年历程透视中国企业改革路径，载于《经济参考报》2004-10-28），其由巨盈到巨亏，最终被迫再次易帜，媒体将这此状况概括为“科龙现象”。“科龙现象”的出现看似偶然，实则必然，自去年4月以来，探讨“科龙现象”产生根源的文章连篇累牍地出现在各种媒体上，现择其要点加以综述，呈献给读者。
一、“科龙危机”的来龙去脉
自2004年8月10日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讲后，科龙集团潜伏着的各种问题开始引起媒体的关注，2005年4月29日，《南方日报》首次披露“科龙巨盈到巨亏悬疑”，“科龙危机”的神秘面纱开始被层层掀开，在社会上激起了千层浪，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2005年9月，《中国企业家》杂志以“佛山劫”作为封面文章(作者周一，李岷)对“顾雏军事件”作了长篇专题追踪报道。2005年11月13日起，著名财经报道记者肖南方以“解密科龙局”为题，在博锐管理在线(http://www.boraid.com)发表系列文章，对“科龙现象”进行深度的评析。
二、“科龙现象”产生的根源
对于科龙近年来的动荡，评论者从多个角度进行了探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认为，导致科龙今天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改制的不彻底。（见周其仁文：可惜了，科龙，载于《中国改革论坛》2005-8-12）“佛山劫”作者认为科龙之所以成了几代企业家的伤心地，成了外部资本的滑铁卢，也成了当地政府摆不脱的麻烦，这是地方政府与管理者、投资者激烈博弈的结果，并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佛山模式”，或曰“佛山方式”。文章指出，“科龙危机”的出现与佛山企业的“负债经营”发展方式有着极深的渊源，“负债”方式与佛山以集体经济为主体的产权制度和经济管理体制相结合，就有可能产生一种依赖银行、依赖政府的经营嗜血症。在90年代中期曾经产生深远影响的那场改制运动中，地方政府用行政手段对集体经济企业进行快速断奶，但政府又无法彻底退出。在地方财政艰难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自然对突然出现的、出手大方的买家青睐有加。出售心情急迫加上了解甚浅，地方政府在选择这些大企业新股东之时，难免有失于轻率的情况发生。
郎咸平认为，“科龙现象”发生的原因主要在于此前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存在着产权管理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产权交易市场不完善，产权交易监管不到位。(郎咸平：国企改革要靠法制杜绝科龙现象,《第一财经日报》2005-7-13)肖南方则从企业内部管理的角度分析,
认为顾雏军主政科龙时期的专制式管理为科龙危机埋下了伏笔。(见肖南方:解密科龙局(2): 顾雏军：科龙专制者)在科龙危机中，我们看到的不是顾雏军自身修养和对市场前瞻性的缺乏，而是其社会公心和责任感的缺失。在他的手中，科龙已经沦为一个赚钱的手段和工具，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被抛到九霄云外。
三、“科龙现象”的警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文魁认为，科龙事件给出民营企业的启示主要在于，民营企业迫切需要从“发展为王”，转变为“发展为王”与“治理为本”并重。“发展为王”与“治理为本”并重，就是要在遵守公司治理规则的基础上来发展企业，没有良好的公司治理作基础，再高的发展大厦也可能顷刻间坍塌。（张文魁：从科龙事件看民营企业，源自《南方人物周刊》2005-09）
郎咸平教授认为，在市场经济情况下，依靠法制化建设肯定比依靠企业家的“良心”来得更可靠。通过建立和健全国有企业改制和产权转让的法律法规，规范推进国有产权制度改革，确保国有企业改制过程更透明化、信息更公开，同时加强对已改制企业的监督，无疑将有效减少“科龙现象”的出现。(郎咸平：国企改革要靠法制杜绝科龙现象,《第一财经日报》2005-7-13)
沈闻涧认为，“科龙现象”提醒目前正处于快速发展期，或者稳定增长期的企业们应注意以下几点建议：①品牌，不是空壳，要有内容；②管理，不是标榜，要出实效；③收购，不光兼并，还要整合；④上市，圈钱之外会暴露问题；⑤企业家要有前瞻眼光，更要有公心。（沈闻涧：科龙危机敲响家电业警钟，《中国经济时报》2005-8-18）
四、“科龙重生”
海信并购科龙后，对于如何重振科龙雄风，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就此事发表看法，他认为“文化整合是科龙重组成败关键”（详见2005-9-28《北京青年报》）。据中新社报道，海信接管仅三个月，科龙几乎瘫痪的国内市场销售已全面恢复。广东省政府有关领导认为，海信通过一个销售代理协议解决了科龙面临的难题，无疑是一个创新，是在现行并不完善的《破产法》之外探索和实践企业自救、逆境重生的很好案例。（详见“海信境界
科龙重生”，中国新闻网2006-01-13）
（注：文中所提及的文献，读者可以登陆本校图书馆网站“报刊文萃”栏目查阅全文。） 撰稿人：黄连庆
|
